启蒙运动名言

1、这些命令要么单只考虑到结果及其充分性，来规定有理性的存在者的、作为起作用的原因的原因性的哪儿些条件，要么只规定意志，不管它是否足以达到效果。前者将会是假言命令，并只包含熟巧的规范;反之，后者则将是定言的，并且将是唯一的实践法则。所以准则虽然是一些原理，但并不是命令，但命令本身如果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如果它们不是把意志绝对地作为意志来规定，而只是考虑到某种被欲求的结果来规定，即如果只是些假言命令，那么它们虽然是实践的规范，却绝不是实践的法则。出处：《实践理性批判》(启蒙运动名言)。

2、从我们心中夺走对美的爱，也就夺走了生活的全部魅力。　　

3、霍布斯(ThomasHobbes，15－164)

4、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5、通过“审美判断力批判”为自由民主政制的公民社会找到道德感的基础之后，康德开始了他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以此论证人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终极目的”即世界公民社会或永久和平状态具有自然的合目的性。由于从自然状态到世界公民状态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过程，《判断力批判》的第二部分实际上属于康德的历史哲学。

6、这种共同体哲学，也被阿克顿延伸到了他对当时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的认识中。

7、困厄无疑是个很好的老师;然而这个老师索取的学费很高，学生从他那里所得到的时常还抵不上所缴的学费。　　

8、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婚姻问题上可以不考虑社会关系，我的意思是说自然关系的响影比社会关系的影响要大得多，它甚至可以决定我们一生的命运，而且在爱好、脾气、感情和性格方面是如此严格地要求双方相配……这样一对彼此相配的夫妇是经得起一切可能发生的灾难的袭击的.，当他们一切儿过着穷困的日子的时候，他们比一对占有全世界的财产的离心离德的夫妻还幸福得多

9、假如有这样一种境界，心灵无需瞻前顾后，就能找到它可以寄托、可以凝聚它全部力量的牢固的基础，时间对它来说已不起作用。现在这一时刻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既不显示出它的绵延，又不留下任何更替的痕迹;心中既无匮乏的感觉，也无享受的感觉，既不觉苦也不觉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伺时单凭这个感觉就足以充实我们的心灵：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处于这种境界的人就可以自称为幸福，而这不是人们从生活乐趣中取得的不完全的、可怜的、相对的幸福，而是一种在心灵中不会留下空虚之感的充分的、完全的、圆满的幸福??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我们就排除了其他感受到的自身存在的感觉，得到一种弥足珍贵的满足与安宁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任何人如果还能摆脱分我们的心、搅乱我们的温馨之感的尘世的欲，就更能感到生活的可贵与甜蜜了。

10、甚至战争，如果它是以秩序和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进行的，本身就具有某种崇高的东西，同时也使得以这种方式进行战争的人民遭受过的危险越多，并且在其中能够勇敢地坚持下来，其思维方式就越崇高；与此相反，一种长期的和平通常使得纯然的商贸精神流行起来，但与它一起流行的是卑劣的自私自利、怯懦和软弱，并降低人民的思维方式。(《全集》卷页273；译文略有改动)

11、阿克顿对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多元化在制衡权力中的作用多有论述，作为近世最重要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家，他这方面的言论，也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但往往被许多反自由主义者所忽视的另一面是，它也构成了现代知识传播或交往理论中的基本成分。

12、身体虚弱，它将永远不会培养有活力的灵魂和智慧。　　

13、自霍布斯的时代以来，人们对自然状态的解释越来越趋于乐观，伴随着这种趋势，自然权利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自由与平等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这一趋势有着复杂的起源，或许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便是斯多葛派哲学的复兴及罗马法(Romanlaw)对斯多葛派“自然法”(jusnaturale)与“万民法”(jusgentium)观念的吸纳与融合。自文艺复兴以来，“回到自然”的那种趋势背后潜在的驱动力其实便是新天文学的兴起以及自然科学日益取得的胜利。不过，沿着自然主义一脉对基督教与中世纪二元论(theChristianandmedievaldualism)发起的巨大反叛之所以成功，一方面固然与科学发现及其催生的进步观念关系甚大，另一方面实证与批判的方法(thepositiveandcriticalmethod)或许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正是通过这种与传统主义者教条式的、非批判性的看法直接对立的方法，才会获得那些进步与科学发现。在17世纪的政治理论家那里，自然主义和斯多葛派的因素以及派生于传统的超自然主义的因素，几乎以一种明确的比例混合在了一起。这种混合在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Grotius)(15)的著述《战争与和平法》(DeJurebellietpacis ,1625)当中格外明显。中世纪神权政治崩溃之后，各大民族纷纷崛起，它们相对于彼此而言显然处于自然状态。问题是，在自然状态下除了智计与力量的法则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通行的法则？对于各民族国家来说，明确这一点比对个体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有人想反驳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他就必须向大家表明还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原则，这个原则甚至可以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将人们结合起来，并且当某些国家(尽管可以倚仗有组织的力量)的法律不复能够控制个人的自利冲动之时，这个原则仍旧能够发挥作用。我们或者主张存在着一种自然状态，人在其中不过是彼此隔绝的个体单位，并由此设想人们通过某种契约从自然状态进入了社会；我们或者认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一种政治的动物，因此人生活在社会才是自然的——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极其小心地定义那种能够将人们凝聚起来的原则。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最终能够抗衡利己主义的东西，便是对神意(thewillofGod)的服从，这种服从乃是就内在生活而言的服从，仅凭这一点人们就可以被引向一个共同的中心。试图在“理性准则”(ruleofreason)当中找到联系人们的纽带，并将这一准则与自然联系起来的做法，严格说来并不是基督教式的，而是斯多葛式的。奥勒留在解释斯多葛式的“理性”的时候，说一个人为其他人服务是很自然的，正如我们的眼睛可以视物那样自然。这一关于服务的学说(doctrineofservice)在斯多葛派看来既符合理性又符合自然，却与基督教意义上的“内在生活”没有关联。因为，上述观点最终乃是诉诸于个人之外的东西，此即西塞罗——斯多葛派学说主要便是通过他在现代产生了影响——所说的“公共效用”(utilitascommunis)。在西塞罗看来，个人服务的群体可以是整个国家，也可以是全人类(societasgenerishumani)。斯多葛式的功利主义(Stoicalutilitarianism)就总体而言是高度理性主义的，而英国功利主义(Englishutilitarianism)(英国乃是现代功利主义的主要发源地)则更为重视快乐原则(principleofpleasure)，大体说来将重点放在了人的本能这一侧，这种强调更是伊壁鸠鲁式的，而非斯多葛式的。比如，坎伯兰(Cumberland)(16)断言人的内里存在着一种促进共同善(thecommongood)的本能，并试图通过诉诸正确的理性(rightreason)来驳斥霍布斯；从而在坎伯兰看来，为群体服务(toservethecommunity)的意识实际上将新的功利主义概念与旧式神学结合了起来，这其实就是在执行神意。

14、法国启蒙运动所提出的口号、思想和原则，也在我国产生了历史的回响。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实践，辛亥革命的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体现了法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15、对实践更改的最高原理的阐述现在已经作出了，也就是说，首先指明了它包含什么，即它是完全先天地、不依赖于经验性原则而独立存在的，其次指明了它在什么地方与其它一切实践原理区别开来。出处：《实践理性批判》(启蒙运动名言)。

16、第一种“幼稚判断力”或不正确的历史观体现为“能思维的人”“对在整体上统治着世界行程的神意”感到不满，因为，人世充满了“恶”，而人世间最大的“恶”是战争——如霍布斯或每个人都能看到的那样。我们知道，这是典型的神义论问题：既然世界行程受上帝支配，世界何以会充满恶？霍布斯通过他的自然状态论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了人义论问题，因此康德强调，“能思维的人”对支配世界行程的神意感到不满很容易变成“道德沦丧”，而“无思想的人”(derGedankenlose)反倒不会滋生这种不满。

17、(10)《君主论》(ThePrince)，第7章。——作者原注

18、我既找不到一个完全献身于我的朋友，我就必须有些能以其推动力克服我的惰性的朋友。

19、OnlytwothingsinthisworldsothatoursoulsaredeeplyshockedFirst,这个世界惟有两样东西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ourbrilliantstarsoverhead,First,ourheartsloftymorallaws.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出处：《实践理性批判》

20、第二种“幼稚判断力”或不正确的历史观体现为对“生命短暂”感到不满。康德承认“期望生命比其实际期限存续更久”是人的一种自然期盼，但他没有说这是常人还是哲人的自然期盼，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是，他一方面用虚拟语气说，不能“责怪”如此期盼是“一种幼稚的判断力”，另一方面又用直陈语气挖苦“差强人意地勉强维持生存”。

21、这里的所谓“哲学”不可能是“实践理性批判”——遑论“纯粹理性批判”——而只能是“判断力批判”所展示的那种哲学体操。因为，哲人的生活是一种“自由”禀赋的实现，唯有这种生活摆脱了种种迷信。康德在这里再次提醒人们，他的“批判哲学”正是致力于让思辨的生活成为普遍的生活，这意味着必须“从研究人的理性(无论抱有什么样的意图)从事征服的能力开始” (《全集》卷页423)。

22、谁遇到缺德事不立即感到厌恶，遇到美事不立即感到喜悦，谁就没有道德感，这样的人就没有良心。谁做了缺德事而只害怕被判刑，不由于自己行为不轨而责备自己，而是由于想到痛苦的后果才胆战心惊，这种人也没有良心，而只有良心的表面罢了。但是，谁能够意识到行为本身的缺德程度，而不考虑后果如何，却是有良心的。

23、人自己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人世立法，其实是康德在立法，而作为哲学家，他当然有这样的权力。问题在于，康德立法时所谓的“遵从自然”指遵从人性的自然(天性)，而何谓人的自然天性，哲学家们向来聚讼纷纭——我们在“审美判断力批判”中已经看到，康德这样的心性怎样理解人的自然天性。正是依据自己所理解的属人的愉快/不愉快天性，康德为人世设定了他作为哲人所“期冀的一种终极目的”(《全集》卷页452-454)。

24、当然，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也可以印证现代知识理论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即差异是人类合作从而促进知识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他所说，“不同民族结合在一国之内，就像人们结合在一个社会中一样，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生活在政治联合体中较次的种族，可得到智力上更优秀的种族的提高。力竭而衰的种族通过和更年轻的生命交往而得以复兴。

25、孟德斯鸠(CharlesdeSecondat,BarondeMontesquieu，118-1710)

26、解释：指在台上表演的时间往往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但为了台上这一分钟的表演时间，需要付出十年的艰辛努力。在外好的形象是靠自己多年来的历练才造就的。

27、阿克顿所肯定的另一种民族观，除了在反对专-制宗主国或殖民政府这一点上与民族对抗的思想相同之外，其他没有任何共似之处。他认为民族利益虽然是决定国家形式的一种重要因素，但它并非至高无上。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天然地具有多彩多姿而非千人一面、和谐而非大一统的潜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多民族的共存还可构成对国家权力膨胀的最终限制，有可能被民族国家牺牲的私人权利，有机会因民族差异而受到保护。它以“分别存在的”乡土感情(我想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才是“patriotism——爱国主义”的本来含义)，影响和牵制着统治者的行动。因此阿克顿也把一个主权国家内若干民族的共存比作教会的独立，认为它们可以发挥维护权力平衡的相同作用，“避免出现在单一权威的笼罩下四处蔓延的奴役状态”。他乐观地(也许是过于乐观了)认为，“同一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对自由的验证” 。由此他也否定了约翰·穆勒所宣扬过的一种近代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说：“政府边界与民族边界相一致，一般而言是自由制度的必要条件。”

28、人有两种敬畏，一个是头顶无限的星空，另一个是内心无限的思想。

29、当我们只遇到逆风行舟的时候，我们调整航向迂回行驶就可以了;但是，当海面上波涛汹涌，而我们想停在原地的时候，那就要抛锚。当心啊，年轻的舵手，别让你的缆绳松了，别让你的船锚动

30、我们生来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昧的，所以需要判断的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都要由教育赐与我们。

31、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中，康德首先把哲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它们分别对应“哲学的立法施行于其上的”两个领域——自然和人世(《全集》卷页183)。由于这两个领域简直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各有不同的法则，两者的沟通便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康德说，这就是他提出“判断力批判”的缘由(《全集》卷页183-185)。

32、印度从未发生过任何重要的人文主义运动。与之最为接近的，恐怕便是佛陀在宗教生活本身当中提倡的那种“中道”说(thedoctrineofthemiddlepath)。在这个方面，中国与印度的对比几乎是最为强烈的，因为中国的核心传统便是孔子作为主要代表的那个传统，而这个传统一直是人文主义式的。印度贝拿勒斯(Benares)的沐浴河堤(bathingghats)所蕴涵的意思，与一般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相隔甚远，与我们也同样隔阂。孔子对彼世并不十分关注，而是更在意如何将此世的生活艺术(theartofliving)发挥到极致。在他看来，在此世活到极致便是活得适度而得体，因此远东的儒家传统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大有相同之处。不过，孔子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令我们想起了耶稣、而非亚里士多德——尽管孔子的王国主要是在此世，但他并不单独倚重节度法则，而是同样注重谦卑法则(thelawofhumility)。他的谦卑一则体现为“顺从天命”(submissiontothewillofheaven)，另则体现在对先贤的态度上面。千百年来人们积累的那些道德经验(moralexperience)在那些贤哲身上得到了活生生的体现，孔子最大的雄心便是成为将这些经验传递给当世与后世的渠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他并非作者(creator)，而是述者(transmitter)。一个人如果敬重传统中的先贤并追摹这些伟大的典范，他本身便值得人们的效仿。要想成为真正的领袖，他就必须具有这种意义上的模仿力。对正确典范的效仿乃是文明社会的必要基础，孔子对正确典范及其激发的模仿行为之重要性的强调，可以说无人能及。孔子本人便具有强大的感召力量，他垂范七十余世，为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那个民族塑造了自身特有的民族精神，且毋需诉诸此世或彼世的恐惧原则(theprincipleoffear)，——这愈发证明了孔子思想的合理性。孔子在东方的影响，似乎比西方的经验更能证明这一信念，即人或许真能成为理性动物。

33、曼德维尔的现实主义与沙夫茨伯里的理想主义共同削弱了一样东西，那便是对内在生活的体悟。所谓内在生活，指的是我们通过某种方式见出人的内里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与人从外在得到的印象和膨胀的欲望——这些东西构成了人的普通自我或性情自我(temperamentalself)——用力的方向截然相反。理性主义的和情感的道德都是在18世纪对传统二元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我们不要忘记，这与世俗化进程的最后几个阶段也不无关系。这一进程在政治方面的反映是，欧洲曾经在理论上以及某种程度的实践上统一在罗马的神权政治之下，而世俗化进程开启之后的欧洲则进入了新的阶段，成为了一个由各大领土国家构成的、彼此关系受到国际法制约的欧洲。正如格老秀斯所设想的那样，国际法主要是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他的著作出版几年之后，便出现了《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thePeaceofWestphalia，1648)人们由此认识并接受了新的欧洲。而在各个彼此分离的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这一世俗化进程的根本表现则是从神权到人权的转变，以及从上帝主权到人民主权(popularsovereignty)的转变。在这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中，超自然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观点几乎以各种可能的比例混合了起来。例如，新教徒(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徒)，以及天主教徒(特别是其中的耶稣会士)，都借用了诸如自然状态、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等自然主义的概念，只不过他们是为了在精神秩序当中更有效地证实上帝主权的原则，以及这一原则所蕴含的神权政治。

34、▲《苏格拉底将阿尔喀比亚德从阿斯帕西娅怀中拖走》，Jean-BaptisteRegnault绘，1785年

35、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理论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的哲学，实践哲学则是关于人世间的哲学，两个领域完全不同，这不难理解，但两者为何会有沟通问题？苏格拉底年轻时经历过从自然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他称之为自己的“第二次起航”，却没有提到两者有什么沟通问题。

36、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思索得越久，就越是对它充满赞叹和敬畏：那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

37、教育最复杂的任务之就是把服从法律的强制性向教育孩子善于动用自己的自由权力结合起来。孩子只要不做有害于自己和他人的事，就应当让他们有行动的自由，不要硬去改变孩子的意愿。要让孩子懂得，他们只有为别人提供达到目的的可能性，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38、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

39、康德的这些开导都是他的普遍历史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三次用到“享受”(Genügsamkeit–Genüsse-Genuß)一词，而“孩童的游戏”与“幼稚的判断力”实为同一个德文语词kindisch。这意味着，像卢梭那样迷上“淳朴和无辜的时代”，仅仅表明“能思维的人”还具有“孩童式的判断力”，或者说已经启蒙的人也可能带有“幼稚的判断力”。因此，康德认为有必要就“能思维的人”的判断力展开深入细致的批判。于是，《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和《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发表五年之后，《判断力批判》就面世了。

40、在社会契约，不加限制的主权，以及自然状态等概念之外，还要加上自然权利(naturalrights)一词——这些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概念至今仍在现代政治思想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我们至此便得到了一个完整的概念清单。在霍布斯看来，人的生命在“自然状态”下是“孤独、贫困、肮脏、残酷而短寿的”(solitary,poor,nasty,brutish,short)，因此他具有的自然权利看起来也就不是那么宝贵了；此外，人在“自利”之心(self-love)的控制下，便形成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omniumcontraomnes)。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在自然状态下应当具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一点很重要，这样他便对自己具有不受限制的主权，从而才能通过社会契约将这一主权移交给国家。人在自然状态下亦趋于平等，因为据霍布斯看来，体弱的人往往会发展出一种智谋，从而在利己主义的斗争中能与身强力壮的人大致匹敌。这样一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便可以定义为：自由，平等，与——战争。

41、哲学家似乎不可能像规划自然那样，给人世拟定“一个合乎计划的历史”，面对“由幼稚的恶意和毁灭欲交织而成的”“世界大舞台”，他们既束手无策又不甘如此，不得不“尝试看能不能在人类事务的这种荒诞进程中揭示一个自然意图”，进而设计出“合乎计划的历史”(《全集》卷页25)。

42、在我看来，汤因比这些话自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拿自己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与阿克顿相比，有如此惋惜之言当属难免。然而，如果说这颗头脑“全为现代化的劳动分工所害”，却实在不太令人信服。

43、张源，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中国委员，美国罗阿诺克大学哥本哈弗驻校讲席教授(2017年度)，研究兴趣为比较视域下的文学与思想史。出版《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中的白璧德》《靡不有初柏拉图世界的开端》等专著，《常识》《民主与领袖》《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等译著。

44、情书要动人心弦，应该在欲语无从的心情下提笔，在不知所云的心情下结束。

45、良心是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它不只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本能。

46、这世上有两样东西我一想起来便心生敬畏,那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47、他一生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自由平等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并在最终导致法国大革命的舆论变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8、有两件事情，越是对它们一再并且持续地沉思默想，就会满怀著不断更新并且不断增长的赞颂和敬畏，即: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出处：《实践理性批判》

49、大海之所以伟大，除了它美丽、壮阔、坦荡外，还有一种自我净化的功能。

50、    我们这代人是在抄录培根名言如“知识就是力量”中长大的。作为政治家的培根还有不少政治名言，比如“掌权者易犯的过错有四点：延误、受贿、蛮横和被欺惑。”“矫正贿赂的恶习，除了杜绝下属接受不义之财，也决不给那些行贿者恩惠和利益。”

51、孟德斯鸠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波斯人的信札》等。

52、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不乐于把阿克顿引为同道，似乎也并非没有他们的道理。大概他们对阿克顿曾为美国宪政做过的出色辩护并不领情，倒是忘不了他不但有美国主流文化所讨厌的贵族身份，而且还给南方坚信联邦制的蓄奴分子说过好话——这也是一个从正确的理由推导出来的错误结论，因为阿克顿总是固执地认为，在维护自由上，权力的平衡比权利的平等更重要。

53、康德说，人的“自由”得凭靠人的“理性”获得规定性，因此，我们会期待他首先说明人的“理性”如何产生。可是，康德却告诉我们：人的理性“不能从先行的自然原因”推论出来，必须以人已经具有“理性”为开端——或者说必须以人“业已长大为开端”(《全集》卷页113)。我们应该注意到，所谓“业已长大”就是同年发表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所说的人的“成龄”。奇妙的是，康德在这篇名文中实际上说，人还没有历史地“成龄”——因为，每一个人“都难以挣脱几乎已经成为其本性的受监护状态”，“甚至喜欢上了”这种状态。(15)

54、散步促进我的思想。我的身体必须不断运动，脑筋才会开动起来。

55、但是，当时欧洲大陆的政治却仍是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占统治地位。

56、        补充一件关于启蒙运动家教育家卢梭的事件：他将自己的五个孩子抛弃在孤儿院不管不问，当有人指责他时，他说：我太忙了！人民需要我的爱，我没空爱自己的孩子。

57、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58、一个人抛弃了自己,便贬低了自己的存在;抛弃了生命,便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

59、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出处：《纯粹理性批判》

60、青年期是增长才智的时期，老年期则是运用才智的时期。

61、我一向认为，只有把善付诸行动才称得上是美的。　　

62、(16)坎伯兰(RichardCumberland，1631—1718)：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著有《论自然法》等。——译者

63、康德由此解释了人的理性为何不是自然的，它为何“不能从先行的自然原因”推导出来。但常识会驱使我们问：人世间有这种人吗？回答是：当然有，他们被称为哲人(热爱智慧者)。在柏拉图笔下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描述过的极少数热爱智慧者的生活方式，就是康德所说的“在自身发现一种能力，即为自己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不像别的动物那样受制于唯一的一种生活方式”(《全集》卷页115)。但我们凭常识也知道——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强调，这类天性是偶然生出来的，且极为稀罕。拒绝“贪婪”和“淫逸”的自然冲动固然是人的高尚品性，我们却没法说这是人的普遍品性。

64、这段文字，不仅极恰当地指出了阿克顿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的性质，也标明了它的两个重要来源：阿克顿坚定不移的天主教信仰，和他对人类自由的深切关怀。通常，现代史学为避免曲笔，辄以“不做道德法官”为治史者必须恪守的诫律。以此观之，阿克顿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的紧密关系不仅令人费解，并且显然是犯了“大忌”。他虽曾师从德国史学巨擘兰克，却一反老师的教诲，把历史视为“宗教的真实证言”，始终坚持“以道德评史”为史家无可推卸的职责。

65、甚至圣路易(SaintLouis)都未能像波舒哀那样使国王的职责谦卑地服从于上帝。就路易十四(LouisXIV)而言，我们不禁要说，他践行了波舒哀学说的第一部分(朕即国家，l’étatc’estmoi)，却彻底忽视了谦卑。当波舒哀断言王权是由神权直接派生而来的，他便像其他神权的拥护者一样，返回到了中世纪帝国论者(themedievaltheoristoftheempire)那里。不过，拥有普遍权力的皇帝只有一位，而国王则不只一位，他们具有同样绝对的权力诉求，通过世袭权利统治各自广大的领土国家，不但在其世俗野心方面互有碰撞，而且在宗教改革之后，在宗教方面也彼此有所冲突。实际上，这些民族国家的统治者们就彼此而言乃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中，不论人们认为所谓的自然状态所指为何。波舒哀如此热衷于统以至于支持宗教迫害，例如，他曾要求撤回南特赦令(theEdictofNantes,1685)，此即是明证。然而他的学说不但未能为那种离心性的民族主义提供足够的冲销力量，却由于其一再坚持法国国王与教士的自由(thelibertiesoftheFrenchkingandclergy,leslibertésgallicanes)，反而似乎有害于教会的统一。

66、我既找不到一个完全献身于我的朋友，我就必须有些能以其推动力克服我的惰性的朋友。　　

67、这就为法国封建秩序下原有的阶级构成和阶级矛盾注入了全新的因素，资产阶级开始担当起第三等级广大群众反对封建统治最顽固的领导者的历史使命。

68、(18)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AshleyCooper,3rdEarlofShaftesbury,1671—1713)：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大量哲学论文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收集在1711年出版的《人的特征、风习、见解和时代》中，这些著作成为英国自然神论的主要源泉。——译者

69、康德劝导说，“我们”没必要对“生命短暂”感到不满，因为短暂的一生已经有太多“忧虑在折磨着我们”，以至让人难免做出太多不义。由此说来，“期望生命比其实际期限存续更久”的自然期盼是缺乏理性的表现吗？康德说，的确如此。他建议“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人人都有800年寿命，那么，亲朋好友之间也不再会有“生命安全感”(《全集》卷页125)。

70、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有了发展，它倡导理性批判，承认人的理性而否定神的意志，实际上否定了王权和教权。

71、(23)见塞内加(Seneca)，《论仁慈》(deClem)，第二卷，第4—6页。——作者原注

72、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必须是真的，但是他没有必要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

73、所谓宗教，就是把我们的义务的一切都看作是神的命令

74、在人类认识自然过程中，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出处：《纯粹理性批判》

75、     子曾经曰过；以前我是听其言信其行，现在，我是“听其言，观其行”。

76、你的举止应温和，即使惩罚他们，态度还是要镇定，要使他们觉得你的作为是合理的，对于他们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77、我敢说，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你要认识你自己”，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

78、社交场中的闲逸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是被迫的;孤独生活中的闲逸是愉快的，因为它是自由的、出于自愿的。

79、视其为真，或者判断的主观有效性，在于确信(它同时又是客观有效的)的关系中有如下三个层次：意见、信念和知识。意见是一种被意识到既在主观上、又在客观上都不充分的视其为真。如果视其为真只是在主观上充分，同时却被看做在客观上是不充分的，那么它就叫做信念。最后，主观和客观上都是充分的那种视其为真就叫做知识。读书的乐趣之一就是发现你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偶尔想到了一起。早在读纯批之前很久我就想到了知识和意见的...出处：《纯粹理性批判》

80、康德接下来说，正因为有了凭靠“理性”获得的“自由选择”能力，人才开始有了“恐惧和忧虑”，这使得人“仿佛站在一个深渊的边缘”(《全集》卷页115)。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中的“恐惧”来自死于非命的威胁，这种“恐惧”作为自然本能本身就是一种“理性”——康德则认为，“恐惧和忧虑”来自理性与自然本能的对立。康德随后还说到“个体的饮食本能”和“性本能”，但他相信“理性如今毫不犹豫地也在这种本能上证明自己的影响”(《全集》卷页115)。谁要是信奉了康德哲学，他自然也就不会看到，直到今天，“理性”在这些事情上证明了自己的影响的人其实一如既往地并不多。

81、伯林：民族主义是民族情绪的一种发炎红肿的状态

82、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

83、该书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次将教育分为体育、德育和智育三大部分，并对每部分都作了系统的论述。这些思想上承文艺复兴时期蒙田的教育理论，下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想，对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84、今天人们谈论甚多的公共交往学说，许多论者只往批判理论或哈贝马斯处追索，却没有看到自由主义有关共同体生活的大量言论，适足构成这种公共交往思想不可缺少的一环。

85、能充实心灵的东西，乃是闪烁着星星的苍穹，以及我内心的道德律。

86、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观念，一面使我们从头注意到自己的行为同它有欠符合，并因些挫抑了我们的自负心，同时却使我们明白地看出了我们的天性的崇高;这个观念就是在极平常的人类理性方面也是自然发生、显而易见的。凡稍知廉耻的人不是有时会发现，他原来可以撒一次无伤大雅的谎，以便摆脱某种可厌之举。甚或为其可爱可敬的友人求得某种利益，可是他却仅仅因为害怕暗自鄙弃，而毕竟不曾撒谎吗?一个正直的人只要废弃职责，原可摆脱某种惨境，而其所以能够不辞辛苦，坚持下去，不是由于他自觉到这样才可以身作则，维护人的尊严，加以尊崇，才可以

87、有人可能会追问，霍布斯的主权者是从哪里获得这种不受限制而又不负责任的权力的呢？要知道，这种权力不但对于世俗秩序中的自由具有颠覆性，而且对于“救世主用以解放我们的那个自由”也同样具有颠覆性。答案是，那个主权者之所以把持着不加限制与不负责任的权力，不是通过上帝的神恩，而是与人民达成契约的结果，由此便出现了第二条形而上学假设，即关于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的假设。这个假设在好几代人的政治思想中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几乎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这进而又以某种形式涉及到了关于自然状态(astateofnature)的假设，即自然状态下的人彼此隔绝而不具有社会性，为了逃避这一状况，人们通过习俗或契约进入了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社会状态(astateofsociety)。马基雅维利为国家和个人分别建立了两套道德准则，水准远在亚里士多德之下；和马基雅维利一样，霍布斯由于接过了“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状态下的人”这一虚构的对立，也显示出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巨大倒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作为政治的动物，生活在社会中才是自然的。如我们所见，霍布斯试图混同上帝之物与凯撒之物，实际上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思想取得的主要进展作了一折衷。那种做法实际上只会导致狂暴的物质主义(violentmaterialism)，而霍布斯的工作就总体而言，不过是试图从形而上的角度证明那种做法的正当性。

88、众所众知，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是三位启蒙运动的灵魂人物，那么，他们的启蒙思想究竟从何而来，它又是如何被发扬到整个欧洲大陆以及遥远的北美洲的呢？我们来简单探究一下。首先，启蒙运动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来，它有思想来源。而说到其思想来源，就不得不提与法国隔海相望的英伦三岛。

89、直观在主体中作为主体的形式性状，主体受到客体的刺激，由此获得客体给予的直接表象，这也就是“直观”，也就是外感官的一般形式。出处：《纯粹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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