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核心观点

1、撇开韩非子“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群臣皆有阳虎之心”等认为人性极端自私的偏激观点，以及“遗诏诡使”、“心藏不露”等帝王权谋之术不谈，单就“术”的层面“循名责实”、“明说以诱避过”、“明察照群臣”等积极思想，对与我国传统的治军理念和治军实践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我国历代军事家善于运用“术”来驾驭下属的著述和事例很多，这里仅以戚继光治军为例。戚继光是明代著名军事家、抗倭将领，他在著作《纪效新书》中写道：“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被掳的妇人，甚至妄杀平民假充贼级，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命。此谆谆真正化诲，你若不听，军法无情，慎之慎之。”对于当时割取无辜百姓人头冒领战功的恶行，戚继光不仅“循名责实”，并且明察秋毫，还通过晓之以情，喻之以理，“明说以诱避过”，正当地使用“术”，在制止士卒犯罪，整治军队纪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韩非就在教育上提出了不少严厉的论断。他认为在教育中应注意把握住一个问题的症结：你不能指望人们自觉为善，而只能设法令人不得为非。这个尺度一定，也就定下了教育方式的取向。 他举例说，在教育中，“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而那些地方官吏丝毫不用爱道，教育效果却万倍于父。所以说，父母的爱心，乡邻的批评、老师的教导，“三美加焉”而不能改变“不才之子＂的毫毛。相反，官兵的严刑厉法则轻易地“变其节，易其行矣”。从“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判断出发，法家只看到刑法的统制作用，不讲教育和感化，甚至认为无需尊重人的人格、人的尊严。依据这一片面逻辑，韩非作出了一个著名结论：“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因此，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是“不务德而务法”，教育是如此，社会政治的实现亦是如此。

3、他反复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这种观点的由来，就是他的变法思想。要根据现实情况，调整方针政策，没有什么方式方法是始终合适的。

4、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商鞅和韩非虽然都主张重刑，但是这个主张的背后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减少违法犯罪和作奸犯科的行为，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5、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6、对于一个思想发展不成熟，容易走歪路得高中生来说，学习好科学的哲学无疑是给思想来一次大矫正。对我们以后的人生发展，无疑是有益而有必要的。所以，上大学之后，我还会继续选修哲学的。

7、韩非认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人们的生存需要，他认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每个人都有欲利之心，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

8、说到中华文化思想大爆发的时代，大部分朋友都会联想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各显神通，各自都拿出了治理家国天下的最佳方案。经过实践检验，法家最终胜出。其它各家在那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确实很难实现治世的目的。法家为什么能够最终胜出呢？因为它高效，快捷，简单，易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特别的接地气。

9、《韩非子·奸劫弑臣》亦记载：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也就是说韩非也是主张用重刑治国的，并且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

10、天体科学、生命科学、文学语言、医学、生理学、心理学、化学、生物学、医药学、物理学、气象学、环境学，天文学、地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学等。

11、你如果近距离观察那个时代的诸侯各国，你会发现不仅是秦国用商鞅的法家思想变法图强。韩国任用的申不害，魏国任用的李悝，楚国任用的吴起，吴国任用的孙武，或多或少从思想光谱上来看，都比较接近于法家思想。

12、商鞅强调“法”，主张国君要明法令，用法律来加强统治。法指健全的法制。

13、法家三派分别是商鞅主导的法治派，申不害的术治派和慎到的势治派。三者的相同点取决于，都认为以法治国，以法治为核心内容，但三派中间也有所不同。

14、韩非子的“势”指的是权势，运用在治军当中就是兵权。按照韩非子的观点，“势”应当操之于国君之手，如《韩非子●八经》中提到：“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运用在治军的兵权当中，有些情况就显得比较复杂。兵权实际上包括两个概念，即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在古代，军队的领导权当然属于帝王；而指挥权却常常属于统兵的将帅。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因此将帅在领兵征战时，要有足够的权威及时做出决断，并且不受帝王的干预，“君命有所不受”。这就需要帝王有足够的胸襟和对将帅的信任，同时也需要将帅有足够的担当。汉代周亚夫驻守细柳营，“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不但没有受到责罚，反而受到汉文帝的提拔和重用便传为历史佳话。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尔虞我诈的封建时代，常常有野心勃勃的将领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拥兵自重，甚至进而割据纷争，形成地方军阀势力；而过于强势的帝王又往往将兵权完全收归己有，甚至杀戮功臣，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在我国传统治军理念中，如何平衡“势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

15、比较典型的是后来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对“法”和“术”的发扬与运用。韩非子的“法”的思想精要就在于严法度，明赏罚，运用在治军当中则是以法治军，赏信罚必，而我国历代著名军事家对于“法”在军队管理中的作用都很重视。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在《遗令》中提到：“吾在军中执法是也”；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诸葛亮《将苑●威令》中有：“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踵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五代石敬瑭《严约军法敕》中有：“古之用兵，必先立法”；明《兵经●勒》中说：“胜天下者不驰法”；《草路经略●军刑》中说：“欲节制则不得不立法”。

16、法家思想的主张到底是什么？它有着怎样的魔力，让这些帝王如此的青睐呢？答案，就藏在《商君书》里。商鞅是怎么阐述法家治国之道的？“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说白了，法家就是一套如何削弱民众；

17、自商鞅变法起，秦国确实是重刑好战的，毕竟在乱世之中想要成就一番伟业，不经历风雨的洗礼又怎能看到彩虹的绚丽，但这种重刑好战在战国时期最大限度的集中了秦国国力，才得以让秦国完成大一统。

18、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

19、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20、做人要本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做人要诚实，诚信乃做人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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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23、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继承李悝的理论进行土地改革，“开阡陌封疆”标准化地块大小建立国家授田制，“设相告以坐”建立连坐问责，“重市关之租”提升关卡收费和市场租金，“军功爵”以军功论爵位废除世袭贵族，“平斗桶、权衡、丈尺”建立标准度量衡。

24、阶级条件：社会变革导致阶级关系变动，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分别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见解;

25、韩非认为法的来源是道，是社会运行的必然法则，这种法则具体化为法律、法令、一系列制度条文。韩非的法是社会之法，又是合于道的自然之法，其法制思想是较深刻的，有其合理性。这种法具有公开性、公正性、强制性和必然性的特点。他主张法律条文要由官府定出而公布于民，让民众无人不晓，大家共同遵行，体现公正性。这些都具有合理性。但韩非在强调法的强制性时则有法权为君主专制的倾向。由批评儒家礼仁治国而忽视法度的一面，走向了极权、专制的一面，忽视了民本、民权、民主的法制基础。其法成了绝对的外在强制。

26、可能有七个，都在史籍里能找到依据：(1)作者思想倾向原因。司马迁写《史记》前，准备了几十年，在史官家庭和国史馆藏条件下，对最近四百年(春秋至西汉初年)的史料掌握最详尽，容易确立自己的个性见解，故将这种个人观念作成书依据，应该早已有之，深思熟虑，就是必然。(2)时代背景原因。后代灭亡前代时，统治集团自然以美化当代、否定上代为治世特色，是不变的规律，也是汉初几代朝野君臣的共识，包括否定秦朝理政所依赖的法家思想。但司马迁不同意这种主流观点，认为法家思想也有时代合理性，且与汉初奉行的道家思想有可信的历史渊源，故将之并列，启发和教育后人。(3)创作背景原因。司马迁正式写《史记》是在宫刑之后，激愤之下，强烈发愿，要写不同于世俗特色的新巨作，故立论和构思全书时，把不苟且于世、于旧、于别人的准则放在第一位，大胆出新，要以思想脉络和价值观的共同性为主线，做立论根据。(4)前朝历史原因。从史料看，秦朝大规模的焚书运动没有格外或重点排斥道家思想，且战国以来的法家著作都还彪炳本派思想是继承了道家思想的唯一正道、正法，即前朝当政文人阶层对道家思想，也自认有“一体性”，这个态度流传开去，也给后世司马迁著述(将其并列)提供了直接根据。(5)传史原因。秦朝掀起的焚书浩劫毁灭了大量珍贵的旧史料，迫使司马迁创作时将有限的新史料，重新整理，合并同类项，资料互证，串并而形成新观点，呈现给当代和后人，达到独特的教育目的。(6)家传或人际原因。从史料看，《史记》全书的观点和体例不全是司马迁个人的，背后还有他父亲、其他史官、同道朋友等人的教诲和熏陶。象归类老、韩的如此重大学术思想命题，起源于前人和多人，总结于他个人，也是史上司空见惯的创作行规，即道、法两家思想的渊源性结论，不发端于司马迁，也是容易理解的。(7)中性创作原则的原因。此传全文在学术思想评价层面上，只是并列了几家观点的异同性，没有绝对的褒贬，且还暗含司马迁自认的公正性态度，体现了其本人在此“侧重记史言事，暗藏学术倾向”的一贯风格，也可能还有避嫌自保的考虑。

27、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创造和夏商周文化发展的奠基作用。

28、这里的“决”,指的是决疑,决断,决策。“谋”能取得什么效果,都要由“决”来决定,因此将决篇置于谋篇之后。“决”的形式,或是对疑点进行分析，或是对利弊进行权衡,或是对方案进行取舍,其目的都是为了廓清思路,以开展下一步的行动。

29、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佛学的核心思想？佛家教义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励人们行善，勿恶；忍耐，戒欲；生灵平等。道家的核心思想？“道”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哲理。《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五章》)《管子‘内业》说：“凡道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师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老子和庄子在很多地方都对“道”做了解释，但为什么还是不能被人理解呢？这是因为宇宙生成之初，那时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但我们知道它总有一个开始，所以老子就把这个开始称为“道”，所以道是先天地生的。其实“道”的内涵并不是老子开创的。《易经》中“太极”与“道”的概念非常相近。所以我们说道家思想是对易经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道”天的生成之“始”是很不够的，老子还把“道”归结为天的生成原理。天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似乎更复杂了。无论在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这都是基本一致的。东方哲学认为，天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生成的。西方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由“正”“反”的矛盾和统一决定的。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其实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述而已。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宇宙，还是我们身边的鸡毛蒜皮都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形成的。

30、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31、慎到强调“势”，认为国君必须加强威势才能统治天下。势指君主的权势。

32、“法家”作为一种学术派别，最早是由西汉司马谈提出的，此人便是司马迁的父亲，正如上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所言，司马谈第一次总结了当时的主要流派，即儒、墨、道、法、名、阴阳。

33、哲学思想——“性善说”，人性本善——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养浩然之气和重义轻利的精神品格。。

34、《管子·七主七臣》亦云：愚臣：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敛、多兑道以为上，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也就是说只有愚昧的臣子才会认为严苛的刑罚和重赋是治国的办法，这样做只能让人憎恨，而君主也会被民众诽谤。

35、在讲清楚了“道”的原理，即，我们弄清楚了“天”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万物。易经和道家思想都认为在生成原理上，天和万物是一样的。只是老子说得更清楚和明白而已。这就是老子的“天下母”的思想。他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52章归结起来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来源。从这里可以看到，“道”一是指天地‘始”，而更重要的是“天”和“人”的运动规律。以至于中国文化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道”的规律的概念。比如，大道、正道、邪道、道理等等。意即，符合规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规律的就是邪道。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道”作为自己的化身。认为维护君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君王的就是邪道等等。道的这一概念，无论在中国哪一学派中，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所以，如果抽去了“道”的思想，中国文化就要散架。道家的《道德经》指出：“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可以说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及创世论不谋而合。神这一观念往往被人们人格化。基督教认为：神既有人格的一面，也更有超人格的一面，神并非有限的人格所能限定，他是无限的。所以，《圣经·约翰福音》指出“道就是神”，可以理解为，它肯定了道家的道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位造物者。上帝(道)是唯一的，不可能在中国有一位，在西方有另一位。基督教认为天使和人的灵魂都不是神，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他们是被造者。道家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道教把许多古代圣人当作神崇敬，并且向往人能够长生不老。这种在人当中寻找神的思想和追求永生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但只有耶稣才是神借着童女怀孕降生成为人，他既是神，又是人。他通过受难，流血，复活，拯救人类，也证明了他的神性。人相信他，就可以得救，得永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其他任何人都只是人而不是神，是被造者，而不是造物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道德经》第78章指出：“是以圣人云：受国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区别，其实从大的方面看，宗教跟思想流派的区别也适合解释道家和道教的区别，比如宗教有比较严密的仪式，有自己的禁忌和制度等等，而什么家之类的思想只强调思想本身，如何去实践则要求的比较少。儒家的核心思想？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中庸之道，中庸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把握阴阳的大智慧，尤其讲变通，中是整全的，但我们无法同时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变成了合理。当它大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大，当它小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小，当它极端才合理的时候，中就代表极端。中庸之道，就是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点，达到以虚控实的目的。仁义礼只是安人法，将心比心平衡的方法。还有经权之道。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36、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 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37、法家：提出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是中国古代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代表人物李悝。

38、学思行|在含忍与自由之间——论杨绛的文化人格

39、科技条件：自然科学领域成就突出，人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这为古代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

40、孔子，主张“仁爱”，是有等级的爱，主张克己复礼，希望能回到西周的礼乐制度，有教无类，主张勤学而好问。孟子，继承并扩充孔子的言论。

41、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以喜悦之身，养喜悦之神。

42、那么法家究竟怎么是如何兴起的呢，其实包含法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在起源上是有共通性的，当我们清楚

43、(约前395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濮阳)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故称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44、韬略犹如双刃古剑。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若藏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

45、政治思想——“仁政”(核心)、“民贵君轻”。

46、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 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47、韩非子论著的核心政治思想就在于法、术、势的结合，而这一点则是源于吸收了法家各位前辈的不同思想。韩非子之前的法家，虽然没有像儒、墨两家那样出现明显的派系分别，不同的代表人物却也有着重视法、术、势的区分。商鞅重视“法”，主张“壹赏”、“壹刑”，“壹教”，崇尚依法度，废私仪；申不害则重视“术”，认为“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主张国君应该掌握“循名责实”的监督、任用、考核臣下方法，并且通过“术”来加以应用；慎到“由道而法”，由“学黄老道德之术”的“无为而治”，进而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为人君者不多听”，重视“法治”、“君权”的“势”的作用。到了韩非子这里，对应道家“无为而治”的“势”，为了克制孙氏之儒所认为“人性恶”而指定的“法”，将名家的“名实”理论付之于实践的“术”，被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韩非子认为，单凭商鞅之“法”，则“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最终法治难以推行；单凭申不害之“术”，则“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会导致法治的混乱；单凭慎到之“势”，则“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会导致“应慎子者”“便治而利乱”，无法解决单纯“势治”的矛盾，因此需要通过“法”达到“抱法处势则治”，弥补“势”的不足。因此，韩非子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势”即国君的“权势”是核心，而“法”和“术”则是维护这个核心的两种不可缺少的手腕。他指出，国君应该依赖权势“君持柄以处世，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凡明主之治国，任其势”(《韩非子●八经》)；同时要重视“法”的地位，严法治，明赏罚，“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韩非子●难一》，“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韩非子●内储说上》)；还要注重“术”的运用，“术者，因任而设官，循名而责时，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难三》)。

48、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

49、《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儒家的观点，认为这是在说“天理”:“理”乃是如此绝妙的东西，是“无”的“有”，又是“有”的“无”，是“无”跟“有”的统一。

50、法家思想太过于绝对化，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忽略了情对于人的重要性。

51、法家认为：国家社会与组织制度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政治制度与组织结构也必要跟着发生变化调整，在当时法家将此过程称为‘变法’。

52、(公元前455年-前395年)，濮阳人，战国时魏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郡守。主持变法。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这些记载都表明，文侯时魏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贡献。李悝是魏国丞相。

53、有所敬畏，是做人基本的道义准则。所谓快乐，不是财富多而是欲望少。

54、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55、商鞅的法治派注重绝对的法治，高度重视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一切依规而行。法治派的政略要以酷刑厚赏来实行法案，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缺乏赏，凡违法违令得人没有逃罚。法治派注重“以法治国”，规定我国官员学法用法明法，老百姓“以吏为师”。

56、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人。 王弼能言善辩，是中国古代最年轻的玄学大师。 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贵无”的观点，认为“无”是事物的本源。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制”。在哲学认知论上，提出了“得意忘言”，并论证了《周易》的言、象和意的关系。

57、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58、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59、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史记·秦本纪》

60、势治派的核心其实就是，集大权于一身，通过掌握“势”以达到变法和强国的目的。

61、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

62、道家，乃至儒家、法家，本质上其思想都来源于《周易》。道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太极”，儒家则“中庸”，法家纯为术无关于道，但术亦是道之用。

63、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于前476年赴晋国西河(今陕西渭南)创办了一所学堂并在那里教书，三家分晋后该地成为魏国领土。开创的“西河学派”培育出大批经国治世的良材，并成为前期法家成长的摇篮。

64、法家在政治实践中，例如秦国奖励耕战强化农业和战力，毁弃诗书以愚化反对君权政治推行愚民政策，秦始皇为了统一百姓的思想行焚书坑儒。彻底希望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65、可以说，法家，儒家，这两大思想学说，一直以来，都在主宰着中国千百年来的主流思想界。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严格意义而论的话，法家发挥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还比儒家更重要一些。

66、《鬼谷子》一书,共包含十五篇,分为捭阖、反应、内揵、抵峨、飞钳、忤、合、揣、摩、权、谋、决、符言、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中经。每篇中又分为若干小节,分别阐述不同的谋略之道。

67、捭阖”是《鬼谷子》的第一篇。捭阖本是就开关门户而言:捭指开启,阖指闭藏,两者是对门户施加的一组相互对立的动作。在鬼谷子的思想体系中,“捭阖”是一对极为重要的哲学概念,既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也是纵横家进行游说活动的根本方法。

68、学思行|数据、隐私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宪法创新

69、文化条件：私学兴起，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局面，培养出大批知识分子，士人阶层壮大、活跃。

70、这也就是说法家往往是出于理官，他们为救时弊而呼吁以以法治国，这群人渐渐就成为了一个学术派系，法家的起源也就容易被理解了。

71、学思行|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72、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73、正如上述引用所说，《淮南子》一书最早提出了诸子涌现是出于救时之弊，而这种观点也是近代学者梁启超和胡适等人强调的，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74、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 在知行问题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75、人格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

76、其秦朝在时代背景已经变换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以法家思想治国导致了暴政。

77、权”者,是度量权衡的意思,这是游说活动的根本方法之一。号称横之祖”的鬼谷子,对于“权”术有着独到的见解。在本篇中,他全面阐释了权”术的原则和方法。鬼谷子认为,对游说对象的度量乃是游说之本。

78、道家：“无为而治”，提倡不扰民，让人民自由发展，是一种鼓励经济发展，不扰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代表人物老子。

79、社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面临剧烈的社会大变革，旧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带来思想的大解放，

80、李悝所编《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法典。战国末期，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

81、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带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标准。诚，真心实意，开诚布公。信，诚实、不疑、不欺。

82、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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